黄文忠

一、面临一个世纪性世界级难题

1.一个亟待破解的困惑问题。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的国家统计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速度依次为6.1%、6.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依次为1.4%、2.0%；集体企业依次为1.2%、-1.3%；股份制企业依次为7.3%、6.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依次为3.7%、4.5%。数据中有两个情况值得关注：与传统公有制企业即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增速低迷的情况相反，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均呈上升态势；同属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最低，而一般股份制企业却是增幅最大。统计数据说明问题出在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无疑是改制后公有制的标配。核心问题在于，谁来控股？怎样控股？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实施干预的“看得见的手”来自哪里？谁是公有制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应当怎样才能显示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发人深省。

实行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表明，我们是主动用公有制经济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国家曾经遵循的是WTO规则，当今遵循的是世贸组织规则，其规则适用于世界各国，具有普适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所特有的，而且随着国情不同而在发展变化，仅就公有制所决定的、又作为公有制实现的收入分配方式而言，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既不同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班牙的蒙得拉贡，更不同于以色列的基布兹。显然，不可能要求用修改市场经济国际规则来适应不同国家的公有经济体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要以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为前提，所以只能用公有制经济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让公有制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规范要求，其结论只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行改革。

2.面临世界级难题需要回归马克思。能够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决不是公有制一般。从来的市场经济只与私有制天然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要求开创非“天然结合”的历史。其中亟待弄清楚的就是公有制问题。只有弄清楚了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求的公有制，才能找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破解世界级世纪性难题。笔者以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命题中对于“公有制”的理解，需要回归马克思才能有解。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因此首先就要从马克思经典论述当中寻找指导性意见。笔者发现：①私有制发展是从低到高；②股份制是直接的社会财产；③股份公司是转化为生产者财产的过渡点；④股份制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平台，可以通向社会主义，进而直达共产主义；⑤社会主义公有制因素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马克思的上述五点指导性意见有助我们为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籍助方法论。

3.借鉴马克思的方法论。马克思的上述系列指示也提供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萌芽状态到“极度发展”，应该同样是一个呈现多阶段的长过程。从不发达的公有制经济成长为发达的高级形式的或“极度发展的”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一个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党的十九大确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从不发达形态到发达形态再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如党的十五大所说的“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按国际标准每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这是一个千年——一千年到两千年——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至少经过一千年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作为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样需要经过长达千年的深刻变化，才能成熟为与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联合劳动的共同体——单一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整个长过程中，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从“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全社会单一公有制。无疑，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的千年工程。

4.症结在于“斯大林教条”。笔者因此坚信，在这一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一成不变，公有制模式无法划一，更不可能预先设定。因此，如果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传统公有制的认识出发，就难以破解“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历史性命题。无疑，国有制在今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也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必须加以坚持；曾经对传统公有制的局限性认识需要加以修正，那就是所有制问题上的“斯大林教条”。

“斯大林教条”所追求的是共产主义公有制，超越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与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相悖。“两个决不会”，充分体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规律的作用，马克思因此讲得坚定而自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变化是不可能依仗暴力加以消灭或予以扶持的，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规律作用所决定了的，不以包括“大人物”在内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5.公有制古已有之。仅就公有制经济而言，原始社会的石块和弓箭、古罗马的斗兽场、古希腊的卫城、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民国的汉阳兵工厂和马尾船政局等，都是公有制财产；斯拉夫公社、印度公社、俄国村社，都是财产公有制组织，但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国内外古已有之，哪个朝代都有公有制，差别在于从属于哪个社会制度，为哪个统治阶级服务。

再看看今天的世界。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但是那个时代，没有谁说他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相反，这些国家里的国有经济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统治的，直接服务于烫平波谷、调控经济。我国2012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国有资产占24%，低于英、法、意、德、日诸国，恰恰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显然，公有制经济比重并不能作为国家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评判标准。古今中外不同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并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标配。是否实行国有化、如何实行国有化，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利益需要，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使然。

6.一系列历史性探索留下了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自从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共产主义实验”运动，这些实验都以失败告终。再看看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的实例：十月革命后推行过“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实物分配制度。1958年中国农村搞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吃饭不要钱”。70年代柬埔寨波尔波特推行暴力社会主义企图消灭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有些地方坚持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内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对外实行市场经济——“内园外方”制度。国内外的所有这些实验，都无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失败的根本性原因，都是在社会生产力远未具备的时候企图消灭私有制，超越阶段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依靠暴力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违背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强制性作用要求，在贫乏的物质基础上企图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其结果一定是枉然。

7.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鉴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目前尚处世界上中等，工业化正过半途的实际情况，将来当人均GDP达到超越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水平的时候，就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所需时间设想为一百年并不过分。“一百年”，是邓小平先生所设想的时间。“一百年”是民俗语言表达，属于伟人的语言风格，并非实指不多不少正好“一百年”，正像毛泽东爱好用“一万年”表达的意思一样。两位伟人的语言风格不同，但意思一样，都是指“所需年代很长久”，正如十九大所表述的“长时期”。

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年代很长久”的方法论。只确定原则和目标，并不设定实施的具体时间，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可资借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需要多少年，应当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来决定，是社会生产力决定初级阶段所需时间长度，而不是按伟人的语言风格所设定的口语化的时间划线。我们同样可以把邓小平所指示的“初级阶段一百年”理解为原则和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也是检验伟人预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所需实际时间的唯一标准，正像恩格斯所指示的“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一样。

8.改造小私有制，建立社会化大生产，只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才能实现。

马克思将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定性为“共有制”，把自从私有制出现以来的所有制，区分为小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三类。相比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向社会所有制，从小私有制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要“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转制上的“三多”，指的是从小私有制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制过程，并不涉及政权的制度性质，因此应当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内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小私有制转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制过程，同样是“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来不得任何情绪急躁和过程超越。据此可以肯定，改造小私有制，建立社会化生产，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才能实现，而不可能依仗暴力提前实现。若要加速度实现，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为顺利发展社会生产力扫清道路。

9.毛泽东为认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公有制性质提供了方法论。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提出了几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①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如互助组、②“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如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③“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如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④“共产主义性质的”如人民公社等，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若干发展阶段，虽然实践上出现了要求过急、步子过快、做法粗糙等情形，但对由低到高的持续变化过程的概括是富有创见和启迪性的，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应当感谢毛主席为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提供了重要方法论：由低到高、循序渐进、无法跳跃、不可超越；如果把经验教训加上去便是：不可要求过急、步子不可迈得过快；还进一步可以概括为：目标要准，步子要稳，稳中渐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是检验标准。（未完待续）

（作者系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顾问、市委党校经济学资深教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