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当今世界有三大潮流：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这三大潮流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情况。这将对中国下一步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内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 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1.来势迅猛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特别是智慧化技术，作为当代最具潜力的生产力和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成为诸多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在此背景下，在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将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成为三个产业中的最大产业。在生产方式方面，传统工业的“规模效益型”技术经济范式，将逐渐向“范围经济型”技术经济范式和“集约经济型”技术经济范式转化。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千千万万个“创客”及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的最大驱动力量，生产要素配置上也将会出现高度灵活性。新的社会化组织模式应运而生，通过物联网、服务网以及数据网，把不同的人群交互连接起来，使人群内部、人群之间成为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新机体。技术正将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融合，在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PS）”，这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经济结构的、被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全新生产方式，反映了“人机关系”的深刻变革。

在当今全球科技革命深入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国要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依靠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必须适应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崛起的潮流，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其根本和关键的一招是实行创新驱动，制定“创新立国战略”。

2.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创新立国战略”框架。创新立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战略性、宏观性和思想性，而不是战术性、微观性和技术性。“创新立国”战略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笔者提出的“创新立国战略”框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相当于大厦的“顶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挑战的高度，提出中国创新立国战略；第二个层次，从化解“加工大国”内在矛盾的视角提出必须向“创新大国”战略转型。第二部分，相当于大厦的“横梁”，包括三个“横梁”，重点分析三个层面的创新体系，即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第三部分，相当于大厦的“立柱”，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体制支撑。

3.创新立国战略需要相应的微观经济制度支撑。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需要相应的体制支撑，包括知识产权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产权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作为上述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基础的是产权体制，这就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安排问题。

知识经济的时代，技术产权已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随着“技术资本化”的趋势，技术产权可以评估、作价、折股，使之参与到企业的创新当中来，从而形成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新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必须实施以技术产权为重点的知识产权战略，引导和支持技术产权向企业集聚，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组织形式，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技术出资已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一般规律，技术出资的程序主要有评估、作价、交付和登记四个环节。技术产权资本化的界定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干股，二是分红回填股，三是分红股。

新技术革命对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整个体制的倒逼，是全面的、深刻的。由技术产权资本化带来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只是创新立国战略最需要的微观经济基础。再加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配套体制，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从“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需要营造的经济制度环境。

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1.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反全球化”逆流的博弈。从全球视角研究问题，除了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外，还有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但在这方面，近年却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博弈。2017年5月，中国召开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峰会。这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峰会，也是一个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近年欧美兴起的 “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释放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信息：原来曾经狂热鼓吹全球化的某些欧美国家，现在居然成了反全球化的力量，而像中国这样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且又对外封闭的国家，则成了全球化的积极推进者和倡导者。

2.经济全球化潮流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挑战。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治理规则包括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发生或者酝酿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既面临新的挑战，也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将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带来新的课题。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扮演何种角色”问题。对此，笔者主张“革故鼎新”。所谓“革故”，即改变原有的结构。所谓“鼎新”，即另建新平台，建立新规则。

3.提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取向的国家。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化程度明显地甚至是质的提升。现在中国正在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

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性的；另一种是外生性的，是以外力倒逼改革。那么，要倒逼什么改革呢？第一，政府自身体制改革。如何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要推进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第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从主体来讲，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都要得到平等保护。第三，国内服务业开放问题。这应该作为下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点。第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随着自贸区新规则的建立，以保障劳工权益为标志的公民权利问题将会进一步落实，这就要求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五，生态环境体制改革问题。第六，在开放中促进文明包容和交融问题。

三、人本主义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1.世界人本主义的崛起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从全球眼光看问题，除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潮流——人类自身发展的潮流。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即人本主义潮流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从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的最新实践看，新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重塑着人自身。而一代“超限制新人”的出现，对传统经济结构提出挑战。除了“无限制的新人”以外，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本发展导向”问题。环顾世界，这些年来，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很复杂，既有人本主义正潮流，也有民粹主义负潮流。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的决策者，就必须要转变思维方式，推进全面创新。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所有制结构如何适应当今世界人的发展潮流的问题。

2.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笔者一直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推进制度创新，应当遵循“资本”原则和“人本”原则两条基本原则。只有构建好千千万万个“利益共同体”，才能为“社会共生”提供坚实的体制支撑。

从人本经济学角度审视，员工持股改革就是要建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激励，员工持股方式能更有效地把国有资本和人力资本及创造性劳动结合起来。由于信息传播、交流的速度不断加快，经济网络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高新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大为缩短，企业因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期也越来越短，故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加快创新，才能不被淘汰。而在企业内部，人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西方国家实践证明，股票期权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即将个人未来财富与公司当前业绩、个人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在中国目前不便实行。现在可行的办法，即是“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使员工更加关注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增值能力。

3.科研、经营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优先持股：事关“人力资本”价值。按照笔者的《广义产权论》的论述，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不可阻遏，“人力资本”的价值必然升值，甚至在某一天会超过“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在“人力资本”价值升值的过程当中，管理层、技术层的作用凸显。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时代的发展，产权范畴在现行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还应将“劳动力产权”和“管理者产权”纳入产权内涵。只有把“劳动力”和“管理”两大要素纳入产权体系，才能真正实现“要素按贡献进行分配”。在这里，“管理产权资本化”就是“管理”要素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具体形式。

管理产权的资本化涉及管理期权制。与技术产权实行“先评估”不同，管理产权实行“后评估”：企业管理者先经营，根据经营的绩效再按一定的系数比例，确定一定比例的利润期权，可以按现股、期股、期权三种方式。无论是采取现股、期股还是期权等，实施管理产权资本化的过程，必然是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容纳国有资本及其他公有资本，也可容纳各种非公资本；既可容纳私人企业主和外资企业主的股本，也可容纳企业一般员工的股本，也可容纳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的股本。各种资本的相互融合、互利多赢，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以建立“社会共生”的新体制。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选自《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8期。本文有删节。）